赵佶在河北露面,为河北百姓带去了不少欢乐,许多百姓都觉得,这不就是妥妥一个安乐公再生嘛!有百姓故意问他童贯被杀是何看法,唐斌这才命人阻止,他觉得赵佶肯定还会说些更加无耻的话来,还是不要污了众人的耳朵吧。赵佶在河北的一举一动,都被唐斌及时送到了王伦那里。王伦现在更加确信,为什么历史上的宋徽宗、钦宗、宋高宗的表现几乎如出一辙了,宋徽宗的皇帝之位得来太过于容易,这难免让他有了许多自信,觉得天命即是如此。于是他开始贪图享乐,沉迷书画,他的一系列表现,足以证明这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只管生前眼下,哪里会管身后事?在温室里待得太久,又任用一批又一批只会溜须拍马的奸臣,处处讨好,便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,既没有这个念头也没有任何情愿,要换个立场和角度考虑问题。活该有“靖康之耻”,只是大约赵佶哪怕被俘,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自己的女儿、后妃被金人肆意侮辱,他居然在五国城又生了几个儿子女儿,这样的人,已经没救了!王伦突然觉得,若仍旧跟这样的废物置气,却显得自己不够大度了,似郑天寿那样的人,还会自我反省自我拯救,至于赵佶,还是算了吧!赵鼎已经从岭南受命归来,王伦与他交谈一番后,发现的确是个人才,便决定让赵鼎前往江南西路的洪州豫章府出任知府。荆湖北路改称“湖北行省”,吕颐浩出任布政司,高可立被调往出任江陵都督府都督,王伦也给二人发布了一道命令,邀洞庭湖的钟相入京。早在赵佶上台当了皇帝不久,钟相就开始在洞庭湖搞事情。他是小商人出身,学了些医术,便开始模仿摩尼教,结合本土的道教、巫术信仰等,自称“天大圣”。钟相便以宗教为掩护,以大夫为身份,走乡串镇,组织百姓秘密结社,互相共济,并提出了口号,宣称“法分贵贱贫富,非善法也。我如行法,当等贵贱,均贫富。”当初王庆造反,马灵前往荆湖北路时,王伦便知道了钟相的事迹,若说这位是一心搞造反,那也不对的,因为赵佶父子被围困东京城,下令各地勤王时,钟相曾派儿子钟子昂领民兵三百人北上。但很快就被投降后的赵桓一纸诏令劝回,王伦觉得你也不要造反了,我也要搞均贫富,不如来东京城。他看中了钟相的组织能力,于是钟子昂被征入伍,入江陵都督府为军官,湖北、湖南两个行省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均田。故而赵鼎入朝后,钟相也在前来东京城的路上。王伦现在梳理朝政,最发愁的还是马政。大宋烂得一塌糊涂的马政被推倒重建,京东路改为山东行省,由当初梁山军组建的济州马场,已经改为济阳府牧马场,但规模并不大。段景住负责的河北沧州横海府牧马场,规模已经渐渐起来了,常顺调到河东路河东行省平阳府牧马场,皇甫端要负责京畿附近的养马事务,这样一来关中还缺一个能管事的人。似常顺和段景住,一个兽医,一个善相马,本属于技术专业人士,被王伦逼着向管理人才转变,这几乎是原梁山众头领中技术人员们都在经历的。关中地区不缺懂马的人才,但是永兴军路陕西行省、秦凤路陇南行省的官员们推荐的人选,王伦与皇甫端交谈后,都不怎么满意。故而王伦决定让钟相试一试,将他从洞庭湖调离,失去了原本的土壤,仍旧发挥他的组织才能,王伦觉得应该是可行的。中原王朝的养马地,现如今没有一处在汉朝手中,燕山三府虽然有些县城适合养马,但朝廷缺乏种马,金国愿意与汉朝贸易,却依旧只肯卖骟马。耶律延禧被生擒后,河东路河东行省与草原诸部也不接壤,被金国拦截在中间,就是想从草原购买马匹都难。至于西夏,虽然议和,但对于出售战马一事无比坚持,所以王伦发现,最稳定的马匹来源,就只剩下秦凤路陇南行省与青唐吐蕃诸部的贸易了。宋哲宗时,大宋与吐蕃的军马贸易,最盛时一年不到五万匹,故而王伦给史文恭下了命令:明年这个交易额的数字,不能低于五万。哪怕史文恭领兵去抢吐蕃的马匹,王伦都会认下,实在是眼下的汉朝,太缺乏战马了。当初辽国还在时,宋辽两国贸易的大头就是各色马匹,王伦费尽了心思,也不过组建了一支不到万人的骑兵,再加上继承大宋的身家,勉强凑了不到四万骑兵。战马容易受伤,大多数战马受伤后就只能充作驮马,而大宋马政自我造血功能丧失,甚至还得靠着与大理国的贸易,用滇马充当战马,军马完全靠外贸,随时随地被人卡着脖子。所以王伦很早就出台了政策,鼓励民间百姓养马,并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和赋税减免,又在东京城捏着鼻子“继承”了赵佶时代就有的女子马戏队,并在军中推广马球比赛。大宋的流行风尚,永远是从东京城发起,并不断传遍天下的。王伦便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自大宋以来民间普遍的厌武风气,引导着尚武精神。仅仅推行军功爵位制度,是不够的,还需要朝廷的更多引导。所以当初兰州、西安州对党项的战事结束后,作为朝廷最新喉舌的《民报》就不断刊登消息,绘制京观图形,印刷之后发放天下。:()夺宋:水浒也称王